第237章 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14)
第237章 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14)
事實上，胡安·魯爾福在《佩德羅·巴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的寫作中，已經顯示了寫作永不結束的事實，這似乎是一切優秀作品中存在的事實。就像貝瑞遜讚揚海明威《老人與海》「無處不洋溢著象徵」一樣，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也具有了同樣的品質。作品完成之後寫作的未完成，這幾乎成為了《佩德羅·巴拉莫》最重要的品質。在這部只有一百多頁的作品里，似乎在每一個小節的後面都可以將敘述繼續下去，使它成為一部一千頁的書，成為一部無盡的書。可是誰也無法繼續《佩德羅·巴拉莫》的敘述，就是胡安·魯爾福自己也同樣無法繼續。雖然這是一部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書，可它又是一部永遠不能完成的書。不過，它始終是一部敞開的書。
胡安·魯爾福沒有邊界的寫作，也取消了加西亞·馬爾克斯閱讀的邊界。這就是馬爾克斯為什麼可以將《佩德羅·巴拉莫》背誦下來，就像胡安·魯爾福的寫作沒有完成一樣，馬爾克斯的閱讀在每一次結束之後也同樣沒有完成，如同他自己的寫作。現在，我們可以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什麼在胡安·魯爾福的作品里讀到了索福克勒斯般的浩瀚，是因為他在一部薄薄的書中獲得了無邊無際的閱讀。同時也可以理解馬爾克斯的另一個感受：與那些受到人們廣泛談論的經典作家不一樣，胡安·魯爾福的命運是——受到了人們廣泛的閱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前言和後記
前言
我曾經以作者的身份議論過福貴的人生。一些義大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了一個十分有益的問題：「為什麼您的小說《活著》在那樣一種極端的環境中還要講生活而不是倖存？生活和倖存之間輕微的分界在哪裡？」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中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生活和倖存就是一枚分幣的兩面，它們之間輕微的分界在於方向的不同。對《活著》而言，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歷的感受，而倖存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歷的看法。《活著》中的福貴雖然歷經苦難，但是他是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福貴的講述里不需要別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講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稱來敘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麼福貴在讀者的眼中就會是一個苦難中的倖存者。」
出於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時候也重複了這樣的觀點。我說在旁人眼中福貴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對於福貴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於是那些義大利中學生的祖先，偉大的賀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後，在他生前和葬禮前，無人有權說他幸福。」
賀拉斯的警告讓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說服自己：以後不要再去議論別人的人生。現在，當角川書店希望我為《活著》寫一篇序言時，我想談談另外一個話題。我要談論的話題是——誰創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應該是時間創造的。我相信是時間創造了誕生和死亡，創造了幸福和痛苦，創造了平靜和動蕩，創造了記憶和感受，創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後創造了故事和神奇。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說的就是時間帶來的喜悅和辛酸：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四講述了一個由時間創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護的少年，資質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護獨自來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處花木叢翠的庭院，佔地一畝卻寂若無人。崔護叩門良久，有一少女嬌艷的容貌在門縫中若隱若現，簡單的對話之後，崔護以「尋春獨行，酒渴求飲」的理由進入院內，崔護飲水期間，少女斜倚著一棵盛開著桃花的小樹，「妖恣媚態，綽有餘妍」。兩人四目相視，久而久之。崔護告辭離去時，少女送至門口。此後的日子裡，崔護度日如年，時刻思念著少女的容顏。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護終於再次起身前往城南，來到庭院門外，看到花木和門院還是去年的模樣，只是人去院空，門上一把大鎖顯得冰涼和無情。崔護在傷感和嘆息里，將一首小詩題在了門上：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簡短的故事說出了時間的意味深長。崔護和少女之間除了四目相視，沒有任何其他的交往，只是夜以繼日的思念之情，在時間的節奏里各自流淌。在這裡，時間隱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著兩個人的命運。我們的閱讀無法撫摸它，也無法注視它，可是我們又時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來到一樣，我們不能注視也不能撫摸，我們只能渾身發抖地去感受。就這樣，什麼話都不用說，什麼行為都不用寫，只要有一年的時間，也可以更短暫或者更漫長，崔護和少女玉潔冰清的戀情便會隨風消散，便會「人面不知何處去」。類似的敘述在我們的文學里隨處可見，讓時間中斷流動的敘述，然後再從多年以後開始，這時候絕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鋪墊，也不需要解釋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在文學的敘述里，沒有什麼比時間更具有說服力了，因為時間無須通知我們就可以改變一切。
另一個例子來自但丁《神曲》中的詩句，當但丁寫到箭離弦擊中目標時，他這樣寫：「箭中了目標，離了弦。」這詩句的神奇之處在於但丁改變了語言中的時間順序，讓我們頃刻間感受到了語言帶來的速度。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時間不僅僅創造了故事和情節的神奇，同時也創造了句子和細節的神奇。
我曾經在兩部非凡的短篇小說里讀到了比很多長篇小說還要漫長的時間，一部是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這兩部作品異曲同工，它們都是由時間創造出了敘述，讓時間幫助著一個人的一生在幾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與此同時，文學敘述中的時間還造就了《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和《百年孤獨》的故事和神奇，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簡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學敘述的品質，這就是時間的神奇。就像樹木插滿了森林一樣，時間的神奇插滿了我們的文學。
最後我應該再來說一說《活著》。我想這是關於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達了時間的漫長和時間的短暫，表達了時間的動蕩和時間的寧靜。在文學的敘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達時間最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時間的變化掌握了《活著》里福貴命運的變化，或者說時間的方式就是福貴活著的方式。我知道是時間的神奇讓我完成了《活著》的敘述，可是我不知道《活著》的敘述是否又表達出了這樣的神奇？我知道福貴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寬若大地？
北京，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七日
[《在細雨中呼喊》韓文版（2003年）序]
前言
飽嘗了人生綿延不絕的禍福、恩怨和悲喜之後，風燭殘年的陸遊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見牡丹花。」生活在公元前的賀拉斯說：「我們的財產，一件件被流逝的歲月搶走。」
人們通常的見解是，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越是長久，得到的財富也將越多。陸遊和賀拉斯卻暗示了我們反向的存在，那就是歲月搶走了我們一件件的財產，最後是兩手空空，已忘天下事，只能是「猶見」牡丹花，還不是「已見」，而且是在虛無的夢中。
古希臘人認為每個人的體內都有一種維持生機的氣質，這種氣質名叫「和諧」。當陸遊淪陷在悲涼和無可奈何的晚年之中，時隱時現的牡丹花讓我們讀到了脫穎而出的喜悅，這似乎就是維持生機的「和諧」。
我想這應該就是記憶。當漫漫的人生長途走向尾聲的時候，財富榮耀也成身外之物，記憶卻顯得極為珍貴。一個偶然被喚醒的記憶，就像是小小的牡丹花一樣，可以覆蓋浩浩蕩蕩的天下事。 於是這個世界上出現了眾多表達記憶或者用記憶來表達的書籍。我雖然才力上捉襟見肘，也寫下過一本被記憶貫穿起來的書——《在細雨中呼喊》。我要說明的是，這雖然不是一部自傳，裡面卻是雲集了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感受和理解，當然這樣的感受和理解是以記憶的方式得到了重溫。
馬塞爾·普魯斯特在他那部像人生一樣漫長的《追憶似水年華》里，有一段精美的描述。當他深夜在床上躺下來的時候，他的臉放到了枕頭上，枕套的綢緞可能是穿越了絲綢之路，從中國運抵法國的。光滑的綢緞讓普魯斯特產生了清新和嬌嫩的感受，然後喚醒了他對自己童年臉龐的記憶。他說他睡在枕頭上時，彷彿是睡在自己童年的臉龐上。這樣的記憶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和諧」，當普魯斯特的呼吸因為肺病困擾變得斷斷續續時，對過去生活的記憶成為了維持他體內生機的氣質，讓他的生活在敘述里變得流暢和奇妙無比。
我現在努力回想，十二年前寫作這部《在細雨中呼喊》的時候，我是不是時常枕在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臉龐上？遺憾的是我已經想不起來了，我倒是在記憶深處喚醒了很多幸福的感受，也喚醒了很多辛酸的感受。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現實一種》義大利文版（1997年）序]
前言
這裡收集了我的四個故事，在十年前，在潮濕的陰雨綿綿的南方，我寫下了它們，我記得那時的稿紙受潮之後就像布一樣的柔軟，我將暴力、恐懼、死亡，還有血跡寫在了這一張張柔軟之上。
這似乎就是我的生活，在一間臨河的小屋子裡，我孤獨地寫作，寫作使我的生命活躍起來，就像波濤一樣，充滿了激情。那時候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作品里的暴力和死亡，是別人告訴了我，他們不厭其煩地說著，要我明白這些作品給他們帶去了難受和恐怖，我半信半疑了一段時間后，開始相信他們的話了。那段時間，他們經常問我：為什麼要寫出這樣的作品？他們用奇怪的目光注視著我，問我：為什麼要寫這麼多的死亡和暴力？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在這個問題上，我知道的並不比他們多，這是作家的難言之隱。我曾經請他們去詢問生活：為什麼在生活中會有這麼多的死亡和暴力？我相信生活的回答將是緘口不言。
現在，當EINAUDI出版社希望我為這四個故事寫一篇前言時，我覺得可以談談自己的某些遙遠的記憶，這些像樹葉一樣早已飄落卻始終沒有枯萎的記憶，也許可以暗示出我的某些寫作。我的朋友MITA MASCI，這位出色的翻譯家希望我談談來自生命的一些印象，她的提醒很重要，往往是這些隱秘的、零碎的印象決定了作家後來的寫作。
我現在要談的記憶屬於我的童年。我已經忘記了我的恐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讓我銘心刻骨的是樹梢在月光里閃爍的情景，我覺得這就是我童年的恐懼。在夜深人靜之時，我躺在床上，透過窗戶看到樹梢在月光里的抖動和閃爍，夜空又是那麼的深遠和廣闊，彷彿是無邊無際的寒冷。我想，這就是我最初的、也是最為持久的恐懼。直到今天，這樣的恐懼仍然伴隨著我。
對於死亡和血，我卻是心情平靜。這和我童年生活的環境有關，我是在醫院裡長大，我經常坐在醫院手術室的門口，等待著那位當外科醫生的父親從裡面走出來。我的父親每次出來時，身上總是血跡斑斑，就是口罩和手術帽上也都沾滿了鮮血。有時候還會有一位護士跟在我父親的身後，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
當時我們全家就住在醫院裡，我窗戶的對面就是醫院的太平間，那些因病身亡的人，在他們的身體被火化消失之前，經常在我窗戶對面的那間小屋子裡躺到黎明，他們親人的哭聲也從漫漫黑夜裡響徹過來，在黎明時和日出一起升起。
在我年幼時，在無數個夜晚里，我都會從睡夢裡醒來，聆聽失去親人以後的悲哀之聲，我覺得那已經不是哭泣了，它們是那麼的漫長持久，那麼的感動人心，哭聲里充滿了親切，那種疼痛無比的親切。後來的很多時候，當我回憶起這些時，不知為何我總覺得這是世上最為動人的歌謠。
那時候我發現了一個事實，很多人都是在黑夜裡死去的。於是在白天，我經常站在門口，端詳著對面那間神秘的小屋，在幾棵茂盛的大樹下面，它顯得孤單和寂寞，沒有門，有幾次我走到近旁向里張望，看到裡面只有一張水泥床，別的什麼都沒有看到。有一次我終於走了進去，我記得那是一個夏日的中午，我走了進去，我發現這間屬於死者中途的旅舍十分乾淨，沒有絲毫的垃圾。我在那張水泥床旁站了一會兒，然後小心翼翼地伸手摸到了它，我感受到了無比的清涼，在那個炎熱的中午，它對於我不是死亡，而是生活。
於是在後來的最為炎熱的時候，我會來到這間小屋，在涼爽的水泥床上，在很多死者躺過的地方，我會躺下來，完成一個美好的午睡。那時候我年幼無知，我不害怕死亡，也不害怕鮮血，我只害怕夜晚在月光里閃爍的樹梢。當然我也不知道很多年以後會從事寫作，寫下很多死亡和鮮血，而且是寫在受潮以後的紙上，那些極其柔軟的稿紙上。
北京，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99餘華小說新展示——6卷》自序]
前言